在全球化起源的探讨中，传统西方叙事将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视为开端。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徐伟新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在2025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她以多维度论证“中国开启全球化”的观点，得到众多与会嘉宾的认同。

徐伟新强调，古代中国是早期全球化的主导与中心、人类文明互鉴的典范。技术上，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革命经丝绸之路传播，改写世界历史；贸易方面，从丝绸之路到全球经济联动，中国发起最早跨大陆网络和大规模海洋贸易；人员流动上，唐宋元吸引大量外国人定居、经商、为官，彰显开放包容。此外，在文化与文明共享、制度创新与治理等方面，中国也开创全球治理新模式。这些充分证明，古老中国以强劲东方力量，最早登上全球化舞台，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为全球治理与交流贡献智慧。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开启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系统性文明对话》，也就是说中国开启了全球化。西方的叙事把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视为人类文明互联的开端，也就是全球化的开端。从伊比利亚半岛向西延伸的航海线总是被标注为全球化的起点。

我通过研究发现，其实在此15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的138年，汉武帝就派张骞凿空西域，由此开启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的系统性文明对话。随后，在公元1405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构建了横跨印度洋的庞大贸易网络。古老的中国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把先进的技术传播到南亚、中亚、西亚、非洲乃至欧洲。通过物质交换、货物流通及文化交流等途径，中国理念乃至社会制度得以广泛传播。由此，一个亚洲、非洲、欧洲文明互鉴的立体网络得以搭建。

古老的中国孕育和推动了全球化的起航，以其强劲的东方力量，最早登陆全球化的大舞台。所以我的观点是，古代中国是早期全球化的主导和中心，是人类文明互鉴的典范。

对此，我认为可以从技术、贸易、人员流动、文化与文明共享、制度创新与治理这五个维度来深入认识。

首先，以四大发明为主导的技术革命，催化了全球文明进程的跃迁。我们都很熟知造纸术、火药、印刷术，还有指南针，这是我们享誉全球的四大发明。通过丝绸之路，他们传到了东亚、南亚、中亚，又通过阿拉伯人和蒙古人西征，传到了欧洲，对文艺复兴还有宗教改革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四大发明的传播直接改写了世界历史的轨迹。

比如说指南针，指南针曾经是古代航海时代的核心技术，中国在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人工磁化铁针的雏形，到了宋代就把这个磁针与方位盘结合起来，就广泛地应用于航海。宋代的航海技术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东非的海洋贸易。当时的泉州和广州是世界最大的国际港口，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里边就记录了我们远达东非的贸易路线。大约在12世纪末，指南针传入欧洲，极大地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例如，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利用这一技术，成功开辟了绕过好望角的新航线，这标志着欧洲航海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指南针的全球传播，不仅重塑了人类探索世界的版图，更促进了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催生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宋代的造船技术更是领先全球，像郑和七下西洋，他每一次航行，船队通常都有60多艘宝船，跟宝船一起的，再加上中小船只，大概会达到200—300艘。第一次下西洋的时候，就有大型宝船62艘，载了官兵27800多人。据明史等文献记载，郑和的宝船长125米，宽50米。而87年后，哥伦布的旗舰圣玛利亚号长度仅25米，不足我们的1/5。

郑和下西洋不仅开启了亚洲的大航海时代，而且为人类航海史揭开了序幕。郑和船队所开拓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线，为后来的欧洲航海家如葡萄牙人和达·伽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使得他们能够到达印度洋和印度半岛。

古代中国的技术突破，我想不仅是工具的革新，更是人类文明跃迁的催化剂。四大发明成为连接欧亚非的技术链条，深刻地重塑了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

第二，从贸易角度看，贸易网络就是从丝绸之路到全球经济的联动，世界上最早的跨大陆网络和大规模海洋贸易是中国发起的，剑桥大学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说，当威尼斯商人还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徘徊的时候，中国的丝绸早已覆盖了从长安到罗马的万里商路。我们知道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曾经是欧亚非大陆系统性交流网络的明星商品。像南宋的龙泉瓷，就是浙江龙泉所生产的。前段时间，我到浙江看到了龙泉瓷，非常漂亮，晶莹剔透，有机会大家应该去欣赏一下。

在南宋的时候，我们的龙泉瓷包好以后，通过内河的航运，到了泉州和广州这些港口装船，然后就跟丝绸、茶叶一起穿越了印度洋，最终抵达了波斯湾的霍尔姆兹港，或者是红海的亚丁港。因为龙泉瓷太漂亮了，它被伊斯兰人称为是海洋的绿色，它成为波斯和阿拉伯上层社会地位与财富的象征。我们看一件龙泉青瓷碗，它从中国工匠之手流转至波斯贵族的餐桌，这一路线背后隐藏着什么？是一条跨越大洋的复杂全球供应链，涉及生产、运输、融资、销售、消费等所有环节。

第三，我们从人的流动来分析。我以为人的流动是一个行走的全球化，我们的唐、宋、元，这三代是一个高度国际化，拥有强大文化自信和制度包容性的文明中心，当时就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人前来定居，还有前来经商，甚至出仕入朝，在我国担任官职。像新罗人，也就是今天韩国的崔志远，这个人很有名气，还有高句丽籍，即朝鲜籍的唐人在唐朝为官。像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以及大量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他们是在元朝为官。

我们知道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什么？是安史之变。安禄山拥有一支由契丹等胡人组成的8000人精锐亲军。这支军队的存在证明，唐朝边疆已形成一个流动、职业化、跨国的雇佣军及国际军事人才市场。安史之变是唐朝中心与边缘的一种矛盾冲突，但它也表明了唐朝的开放政策，成功地吸引了外来的人才和财富。但是他帝国治理的模式不能够完全适应和消化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复杂性，它揭示了唐王朝作为一个全球化帝国的内在张力与脆弱性。

此外，文化的传播、文明的共享、制度的创新，以及海洋秩序的早期构建和国际海洋管理体系等，均开创了全球治理的新模式，为全球治理和文明交流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