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冲突频发，单边主义冲击多边体系，和平、发展、安全、治理赤字不断加剧，国际秩序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现行治理机制难以适配国际格局的深刻变迁，全球南方的诉求亟待得到充分回应，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课题。

在2025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论坛上，众多专家学者立足全球治理的现实困境，阐释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探讨大国责任与全球治理的现实可行路径，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引。

全球治理倡议对破解当下全球治理困境有哪些价值？

李君如 （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就是在坚持联合国中心地位基础上推动改革完善，而非推倒重来；要让“全球南方”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更多发言权乃至决策权，同时要求各方言行一致、共同履行既定承诺。这一主张兼顾东西方、南北方利益，有利于实现更平衡的全球发展。

伊萨姆·沙拉夫 （埃及前总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与联合国宪章精神高度契合，坚持主权平等、多边合作和国际法治，不是另起炉灶，而是通过重塑秩序与稳定来弥补当前体系在全球稳定、“全球南方”代表性以及制裁滥用等方面的结构性缺陷。

傅小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就是围绕“由谁治理、为谁治理、如何改革、向何处去”等关键问题给出中国答案，旨在推动治理体系变革，消除治理赤字，为国际秩序转型提供新思路和新智慧。全球治理倡议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奉行主权平等，体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念；强调遵守国际法治，呼应“隆礼重法”“法不阿贵，绳不绕曲”等法治思想；践行多边主义，与协和万邦、共商共建共享的邦交文化相契合；以人为本，延续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价值取向；注重行动导向，则发扬了“知行合一”“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等实践精神。全球治理倡议在继承与创新中展现了中国秩序观的连续性和时代性。

（图源新华社）

当前时代，全球治理失灵、国际秩序陷入危机的主要根源是什么？

罗马诺·普罗迪 （意大利前总理、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当前危机与美国相继退出或弱化多边机制密切相关。美国撤出多项国际组织、限制联合国、世贸组织等运作，却未引发包括欧洲、中国在内各方有效回应，致使原本支撑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础被持续侵蚀。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二战后国际秩序过度依赖美国，美国在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利益结构深度嵌入各地区秩序，一旦“退群”或撤出，就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制造真空，导致欧洲、中东等多个地区陷入危机。与此相对，“全球南方”整体崛起却尚未在现有制度中得到应有体现，力量与话语权之间的落差，使下一阶段的治理危机可能进一步恶化。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 （瓦尔代俱乐部学术主任）：多数当代人长期生活在二战后及冷战后延续的秩序之下，容易将其视为国际关系的“常态”，实际上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例外时刻”。今天世界正在回到更为传统的国际事务处理方式：一方面战争数量上升、地缘政治与文化文明的碎片化加剧，各国与国家集团差异加大；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沟通上的高度相互依存仍然存在，也难以逆转。

傅小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国际治理体系本质上是特定生产方式下，国际力量对比的反映。全球治理的发展过程，经历了拿破仑战争之后形成的以大国协调为特征的维也纳体系，到由《日内瓦公约》、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联盟等形成的条约治理形式，再发展到二战之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制。今天，随着世界进入了大变局、动荡变革时期，全球治理就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风险。

（图源新华社）

面向未来，大国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全球治理可以走怎样的现实可行路径？

李君如 （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一方面要在设计上体现普惠包容，照顾地域与宗教差异；另一方面要尊重国家和个人的主权选择。对中国而言，只有通过发展自身、提高治理能力，才能持续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让更多国家从中受益，从而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全球福祉。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G2”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但不是中美划分世界，而是意味着中美这样的大国要承担大国的角色和责任，中国要用开放的态度、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方式来重构世界体系。

哈桑 （印尼前外交部长）：应在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的同时，推动区域机制与联合国形成更加民主和协同的关系，让各区域在处理本地区事务时拥有更大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