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陷入发展困局：逆全球化浪潮持续重塑全球经贸、产业链与投资底层逻辑，地缘冲突、全球债务风险、科技博弈交织叠加，全球经济步入脆弱增长新阶段，风险结构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认识世界经济困局之“因”，科学把握复苏增长之“道”，系统谋划中国在科技脱钩背景下的角色之“变”，成为关乎全球发展走向的重大课题。

在2025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世界经济展望：走出发展困境”论坛上，众多专家学者从困局成因、复苏动能、中国路径三重维度展开深度研判，为破解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难题、推动中国更好赋能全球共同发展凝聚共识，贡献真知灼见与务实方案。

一、当前，世界经济深陷发展困境的成因是什么？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当今世界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既来自短期冲击，也源于深层结构性变化，全球碎片化趋势加速，美国现政府的贸易政策背离WTO基本原则，使国际贸易体系受到了实质性冲击。同时，经济问题的政治化也成为当下最突出的挑战之一，本应属于贸易、投资、要素流动的经济议题不断被地缘政治逻辑所主导，国家间的互动不再以互利共赢为主导，而呈现出“负和博弈”。此外，气候变化、生态退化等长期问题也正在变成左右经济增长的现实风险。在此背景下，联合国本应发挥更关键作用，但其宪章与多边规则正在被弱化甚至忽视，这使得全球合作基础进一步动摇。

翁诗杰 （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马来西亚亚太“一带一路” 共策会会长）：在当前全球经济困局与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叠加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面临艰难选择，而“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十余年中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与合作平台，显著提升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为长期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合作机会。但在中国发展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同时，西方舆论不断对“一带一路”扩大审视力度，将环境风险、治理问题和债务可持续性放大为对倡议的批评，使“全球南方”在发展与外部压力之间面临更复杂的挑战。

张燕生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关于如何看待当前国际形势，关键要观察三个结构性变量。一是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是继续走向开放，还是被地缘政治推向封闭；二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虽能孕育新动能，却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德国和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曾进入1914年至1945年的全球性冲突，这提醒我们技术跃进并不自动带来和平；三是大国关系是否会滑向系统性冲突与全面脱钩，这是全球稳定最大的变数。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二、何为世界经济突破困局、实现复苏增长的核心路径与关键动能？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在风险与不确定性并存的同时，新的增长机遇仍在快速涌现，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产业升级、企业效率提升、就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打开新的空间。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外溢效应的“基础设施”，能够为各行业提供深层动力。因而在世界如何走出困境的问题上，关键仍在于两点：一是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提升劳动生产率；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贸易体系，通过技术创新与规则型开放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恢复活力，这是从长期来看最基本、也最有效的路径。

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展望未来，需关注五类风险：特朗普关税2.0在受挫后是否推出新方案；中国科技创新形成的竞争力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力量；AI究竟更像互联网泡沫还是电力革命，其潜在金融冲击将如何显现；全球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并将AI泡沫转化为实际的增长动能；各国在乱局中是否具备推进结构性改革和调整财政赤字的真正意愿。这些因素都将构成判断未来世界经济走向的关键。

彼得·荣根（德国荣根财团总裁）：当前世界经济秩序日益失序，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声音增多，但许多措施被宣布的多、真正实施的少，所以对当下的形势应保持应有的乐观。中国制造业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支撑之一，面对G20增长乏力、全球增速放缓，中国增长虽降至5%或4.5%，但仍远高于多数经济体。当前，中国工业和制造业占比仍比较高，这是非常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中国应从德国的工业衰弱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未来最关键的要素是竞争力，而竞争力来源于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中国无疑拥有着这种巨大的未来潜力。

张燕生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大国竞争比拼的不是摧毁对手，而是谁能够“刀刃向内”更有效地化解自身的结构性矛盾。因此，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动荡，中国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办好”。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地区、企业和个人，这是跨越全球不确定性的根本方法。

（新华社记者 丁汀摄）

三、科技脱钩背景下，中国如何重塑自身发展角色、赋能全球合作？

梅永红 （科技部原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华大集团战略顾问）：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走到了无人区的状态，所以仅仅是“做1到100”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已经难以为继，我们需要做“从0到1”的工作，需要通过改革、通过重新建构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一方面，是在科学领域鼓励更多的自由探索，进行学术批判，提供更多自由探索的空间，摒弃学术行政化、“学阀化”的弊端。另一方面，是鼓励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今天中国将近80%的R&D经费来自企业，7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70%的发明专利是企业创造的。 很多领域取得的突破来自企业。所以中国同样走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能给企业松绑，特别是激发民营企业的创造力，中国科技创新的前景一定更加辉煌。

翁诗杰 （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马来西亚亚太“一带一路” 共策会会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为未来合作提供了方向，东盟将在绿色发展和供应链韧性建设方面与中国深化合作。同时，中国的“中国+1”战略与东南亚产业布局正在加速推进，但美国对转运贸易施加二级关税，对区域供应链构成了实际压力。因而，如何利用东南亚的供应链体系化解惩罚性关税影响，成为区域国家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寻找合作方式、加强联动，将是东南亚应对未来挑战的重要方向。

哈桑·迪亚卜 （黎巴嫩前总理）：面向未来，中东和非洲与中国的合作可在四个方面深化：一是数字转型，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和人工智能培训激发新活力；二是绿色发展，依托中国在清洁能源、电力与绿色金融方面的能力推动能源结构升级；三是产业协作，通过制造业合作、产业链延伸和技能培训扩大就业与发展空间；四是文化与青年交流，让文明互动成为彼此互信的基础。中东各国的新发展愿景与“一带一路”高度契合，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也展现了新的发展前景，正在成为全球发展的新引擎。中国的现代化愿景与中东、非洲国家的抱负一致，通过深化合作能够共同走向更加包容和繁荣的未来。

（新华社记者 梁旭摄）